端牢中国饭碗 我们需要为大豆担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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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秋日的一个上午,中国农业大学新植保楼上,孙连军教授收到了一批快递,快递是数十个纸箱子,里面装满了大豆。

  这些大豆来自河北,是河北实验基地一年的收获。有些还没干,孙连军将它们晒在了办公室的阳台上,“物尽其用,就晾晒在这里了,这些都是培育大豆新品种的基础材料,希望培育出满足国人需求的大豆新品种”。

  中国是大豆唯一的起源国,而到了2020年,却有近一亿吨大豆需要进口。10月16日,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中国粮食安全周也同期启动,主题是“端牢中国饭碗、共筑全球粮安”。跟大豆有关的事,都是事关粮食安全的“大”事。那么,作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的大豆,在“端牢饭碗”方面到底安不安全?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专访了国内可能是最懂大豆生产与大豆市场的学者们,把这件大事彻底聊清楚了。

农大教授孙连军正在查看培育的大豆幼苗。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大豆唯一起源国 今年进口近亿吨大豆

  2020年10月13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中国9月大豆进口量为979万吨。

  1-9月大豆进口量为7452.9万吨,较2019年同期的6450.8万吨增加15.5%。有人按此推算,预计2020年全年的大豆进口或将接近亿吨。

  关于进口压力的担忧随之而来,尤其是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受到格外关注的今天,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引发了更加普遍的关注。

  中国是大豆的起源国,且是唯一的起源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大豆一直都是“五谷”之一,也是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在13世纪,大豆才传入东南亚,18世纪才传入欧洲,继而落户南美。

  一直到1995年,我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1996年是我国大豆贸易的转折点,从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20多年来,大豆进口量持续上升,直到今天,进口比例接近85%,自给率只有15%左右。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何秀荣,曾梳理过我国近几十年来大豆生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豆生产总体上处于发展状态;2010年以后出现了明显滑坡,大豆种植面积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或90年代初的水平,但产量处于历史次高位水平。2016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促进大豆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后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开始回升。2019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到1.3亿亩,产量回升到1800万吨的水平。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何秀荣。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为何国内生产在增加,但进口量却越来越多呢?何秀荣认为,这和大豆需求量增加有关。“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占有大豆8.1公斤,到2010年是52.0公斤。1978年,中国人均占有豆油只有0.6公斤,2010年上升为6.5公斤。相应的,我国大豆加工业也快速发展”。

  加工业的巨量需求,是进口大豆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何秀荣表示,“食用油加工约消耗86%的原料大豆,同时,得到了豆油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此外还得到了巨量的豆粕,来满足畜牧业发展的需求”。

  先搞清食用与油用 再来看所谓“危机”

  高进口比例下,大豆危机的声音从未消失。新冠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停止大豆出口,更加剧了不少人的危机感。

  危机真的存在吗?何秀荣并不这么认为,我国的大豆产业,不论是政策上,还是市场格局上,都是相对稳定的,他同时也表示,“这是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的”。

  何秀荣解释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豆进口量刚刚开始上升时,学界确实有许多人认为存在产业安全的问题。但到进口量接近8000万吨的时候,更多人开始正视产业格局的变化,并认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安全问题”。

  “很多担忧大豆危机的人,是把大豆市场当作一个整体的市场去衡量了,以为增加国产大豆,就可以减少进口大豆,但事实上,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大豆市场已经分化成两个相对隔离的市场。”何秀荣说,“一个是油用豆市场,主要加工大豆油、豆粕,这部分的需求,基本依靠进口。另一个是食用豆市场,主要是加工成豆制品,也就是豆腐、豆浆、腐竹等,这部分使用的是国产大豆。”

  孙连军也有同样的判断,他告诉记者,“全国每年食用大豆的需求规模约为2500万吨,2019年,国产大豆的总量是1810万吨。”

农大教授孙连军。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市场的分化,也带动了大豆品种的分化。孙连军告诉记者,不少人认为国产大豆品质不如美国大豆好,其实不完全准确,“大豆和其他作物不一样,用途不同,需求的品质也不一样。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较高,比较适合食用,也更符合国人的口感。进口大豆油脂含量更高,适合榨油,榨油之后的豆粕,则是很好的饲料原料”。

  “因为大豆是具有价格弹性、可替代性(如鸡蛋白日粮配方)的市场化产品,所以,不论是从豆制品加工业的角度,还是榨油的角度,我们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安全的,市场化的产品有波动是正常的,不等于不安全”,何秀荣说,“豆制品加工业方面,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良好,亿元产值的豆制品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消费者角度看,当前市场上,油类非常丰富,价格也比较稳定,食用油方面,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可以选择,所以不存在风险”。

  尽管大豆是当前世界上最经济的油料作物,但也并不意味着进口国一定受制于人,何秀荣认为,全球大豆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并不存在谁制约谁的问题,“从现代产业链、供应来看,每一个环节,都是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大家都难受。举例来说,我们不进口美国大豆,我们还有巴西、阿根廷等可选择的进口源,但美国就感到非常难受,一直要求我们进口美国大豆。退一万步,即便找不到替代的进口源,我们也有相关的准备,在油的方面,有其他的菜籽油、葵花籽油、山茶油、玉米油等可以替代。豆粕方面,不少企业早已经开发出低蛋白的饲料日粮配方,用其他材料也可以代替豆粕,做饲料的原料。关键是价格或成本问题,只是因为大豆市场一直比较稳定,所以没有使用而已。一旦真的出现蛋白不足的情况,畜牧业或消费者就可能会做出一些适应性调整,这本来就属于市场经济的正常反应”。

  是否能完全替代进口?代价是6亿亩耕地

  过去的2018年-2019年,我国大豆生产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大豆进口量则有所缩减。相应的,努力实现大豆自给的声音,也一度高涨。

  “完全自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耕地来生产大豆,至多只是降低点儿进口依赖度,但不会改变油用大豆主要靠进口的格局”,何秀荣说,“首先,过去两年进口量下降,并不是我们的产量高了,供给了榨油企业,而是因为养殖业缩减,饲料需求降低了,比如猪少了,豆粕需求就少了,大豆的需求自然也少了”。

  大豆是特殊作物,尽管在历史上曾是主粮之一,但在今天,更多是副食原料,何秀荣介绍,“全球各国基本上都把大豆列为油料作物,我们国家虽然把它列入粮食作物中,但实际上,相比谷物、薯类等,大豆的重要性要低很多。从保障粮食安全的历史演变看,过去的粮食安全,主要包括谷物、薯类、豆类,现在变得更精准了,最优先的是口粮安全,主要是谷物,而我们的谷物基本可以自给”。

  从事大豆遗传育种多年的孙连军也认为大豆目前完全自给不太现实。“相比水稻、玉米、小麦等,大豆平均产量较低,高产是国内大豆育种的重要目标。令人欣喜的是,国内大豆高产纪录前几天在新疆再次刷新,示范田实收亩产达到453.54公斤,充分展示了目前国内大豆产量的潜力水平,高产的获得与品种遗传改良和栽培措施的改进密切相关。我国环境多样性非常强,多样的光温条件造成大豆种植模式差异较大,目前,我国大豆平均亩产约为135公斤,与美国的平均亩产170公斤仍有一定差距。如果按照亩产135公斤,我们生产出替代进口的8000万吨大豆,需要近6亿亩耕地,即便按照美国的平均亩产,我们也需要4.7亿亩耕地,这必然会挤占同季作物的大量耕地,也是不划算、不现实的”。

  端牢中国饭碗 食用大豆将来能自给

  相对于油用大豆,食用大豆的增产,或许更具备可能性。

  孙连军告诉记者,我国自产的大豆,主要用于食品加工行业。在未来,是可能实现自给的,这也是科研工作者近几年的目标。

  “当前,业内普遍的共识是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榨油部分使用进口大豆,而食用部分争取实现自给”,孙连军说。

  和美国、巴西等大豆产业发达的国家不同,我国尽管是大豆起源地,但区域之间的差距巨大,地形复杂,大豆种植的形态也不一样。

  “美国、巴西等国家,大多是规模化种植,农场面积动辄上万亩,甚至更大”,孙连军说,“同时,在种植品种上,他们也倾向于同一个或少数几个品种,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地保证质量的均衡一致。事实上,美国大豆大部分都是高油脂含量的,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

  在中国,因为环境的多样性,类似美国的模式,只有少部分区域可以复制,孙连军介绍,“比如黑龙江,那里有大片的平地,可以规模化种植大豆。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大豆,有一半是产自黑龙江的”。

  更多的地方,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的形态,孙连军说,“比如我国的南方,很多都是小农户自己种一点儿,规模很小,多种在房前屋后,有的甚至就在田埂上种一排,自己吃。小农户种植,大部分都是自己留种,因此品种也非常复杂,从而质量不一,如果用来加工,不论是榨油,还是加工成豆制品,加工企业都不太愿意收购,因为每一家的质量可能都不一样”。

  近年来,随着大豆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快速增加,2019年超过1.3亿亩,2020年预计达到1.4亿亩。总产量接近1900万吨,即便如此,还有600万吨的差距,按照135公斤每亩的平均产量,未来至少还要增加4000万多亩的种植面积。

  育种三目标 多抗、广适和高产

  食用大豆自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平均亩产”,何秀荣说。

  育种科学家们也在为此努力,在孙连军的办公室对面,一间大豆遗传育种实验室一直在运行,从遗传基础和育种思路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农大的试验温室大棚里,大豆的幼苗还很青翠。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现代大豆育种方面,虽然我们起步较晚,但资源优势一直存在”,孙连军说,“首先,我国是世界栽培大豆起源地,种质资源很丰富,选育空间大。2020年初,我国科学家完成了大豆泛基因组测序,在大豆基础研究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大豆遗传育种也变得更快、更有效”。

  大豆育种的目标是什么?孙连军介绍,“其实所有育种的目标都类似,大豆也如此。概括来说,大概有三个目标,多抗、广适、高产”。

  所谓多抗,即具备更强的抗病虫害、抗寒、抗旱、抗倒伏等特性。孙连军说,“比如虫害的问题,近几年来,点蜂缘蝽为害猖獗,这是一种被称为大豆之癌的害虫,防治非常麻烦,如果培育出具有相应抗性的品种,那对大豆生产安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保障。再如为害玉米的草地贪夜蛾,是否也会为害大豆?在美洲,已经有大豆型的草地贪夜蛾出现了,所以也要及早做好准备。在病害方面,如花叶病毒,对大豆的危害也非常大,部分主栽品种抗性非常优异,如黑龙江主栽品种黑农84”。

  大豆品种的广适性,对区域环境复杂的中国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孙连军介绍,“近十几年,我们国家培育出了一些广适性大豆品种,其中,中黄13最具代表性,在适应性和抗性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近几年,黄淮海地区主推的大豆品种齐黄34在产量和品质方面表现优异,在刚刚结束的山东省东明县2万亩绿色高产田中,该品种实收地块最高亩产达353.45公斤”。

  广适性的关键,在于打破大豆光温敏感的特性,孙连军说,“大豆是对光、温非常敏感的作物,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广适性,就要打破它的光敏和温敏的特性。好消息是,目前,影响光周期一系列重要的基因陆续都被我国科学家鉴定出来,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优质广适的新品种”。

  观念待改变 全球化仍是趋势

  近年来,我国大豆产业发展迅速,数据显示,自2016年至今,国产大豆产量年年增长,从2016年的1360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1810万吨。即便如此,在未来,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孙连军介绍,“除了种植面积增加外,单产增加是促进大豆增产的重要途径和育种目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扭转进口为主的格局,但同时,也并非意味着大豆存在危机。“我们自身的大豆产业仍需要继续推进,尤其是单产的提高,对种植者非常重要”,何秀荣说,“单产提高,意味着种植者的利润增加,农民、新兴农业主体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否则,大豆种植的利润不如玉米,也不如其他作物,人们自然不愿意种”。

  另一方面,何秀荣认为,不少担忧大豆危机的人,需要改变观念,“社会在发展,认识也在变化。以前,高粱、大麦都是粮食,非常重要,但现在,高粱主要用来酿酒,大麦则主要用来酿造啤酒,它们不再作为主要的食物了,当然也要及时转变对它们的看法。大豆也是如此,过去是果腹的口粮,现在更多是加工业的可市场化原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旧把大豆和粮食安全联系在一起,有些不太合适”。

  进口也并非意味着危险,新发展格局下,固然要重视国内大循环,但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同样重要,全球化仍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我们的大豆产业总体稳定,不论是生产还是加工,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市场,食用豆市场和油用豆市场。在油用市场,国际贸易可以补充自身生产的不足,这并非危机,而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颖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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